《黄大昉研究员：转基因食品肯定是安全的》
鉴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各国也高度关注其发展中有没有潜在的风险，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我国也始终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早在1996年农业部即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评价的部门法规，成为国际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2001年国务院正式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指定农业部负责，会同科技、卫生、环保、外经贸、检验检疫等10个部门组成部级联席会议共同管理。在管理模式上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涵盖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及进出口各个环节；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借鉴国际经验、适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包括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两大部分，重在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以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食用安全评价为例， 过去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国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国际技术规范对其进行了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的全面评价。营养学评价包括宏量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等，包括氨基酸和脂肪酸构成分析）、微量营养成分（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抗营养因子等检测分析，以判断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水稻在营养成分和抗营养因子上是否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毒理学评价则研究观察其对实验动物是否有不良影响，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暴露量评估（如判定杀虫基因蛋白摄入量的安全系数）。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评价其致敏的可能性，并开展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以确定杀虫蛋白是否易于被消化酶分解。应当指出的是，我国转基因水稻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指标超过了国外的标准。例如，美国在评价新的抗虫作物时，做实验动物大鼠口服急性毒性和90天喂养试验就够了，因为他们认为bt杀虫蛋白并非新发现的蛋白，它的性质特点已为人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试验研究和安全应用所熟知，而且抗虫玉米上市已十几年，从未发现其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但是，为慎重起见，我国仍增加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没有要求的检测指标，如三代繁殖试验（大鼠的自然寿命为2—3年，90天喂养试验相当其生命周期的1\/8；三代繁殖则用以分析对后代的影响）。
此外，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过程中还有许多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允许转移的基因结构和功能必须明确、接受基因的作物特性和遗传背景必须清楚、基因操作的方法必须安全可靠、转基因的后代必须能够检测跟踪等。又如，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已能去除转化载体上抗生素标记及其他无关序列，而且能知道外源基因在作物基因组中的插入位点，这样就会更大限度地降低转基因带来的风险，从而使转基因更为精确，快速和可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接近20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各国实施了科学、规范的管理，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仍在逐年的扩大。每年全世界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实没有发生过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近年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仍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当然，所有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转基因安全风险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1-10-24
《黄大昉：“反转基因思潮”辨析》
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都不平坦，除了无尽的求索、艰辛的实践、理性的学术争论和广泛的科学传播之外，也不乏对科学理念的坚守及对反科学思潮的批判。
从科学大战说起
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谬用、误用以及经济无节制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由此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开拓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兴起。之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战争动乱、精神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都是科学惹的祸；科学已沦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利、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财团的工具和破坏自然的元凶”。
针对这类反科学思潮，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后来不少科学哲学学者都予以有力反击，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触发了一场反对科学和扞卫科学的“科学大战”。扞卫科学的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不容诋毁，即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客观性，就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普遍性，就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构造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具有逻辑性、精确性。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加以利用。他们支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但强调在摒弃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克服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任凭反科学思潮自由泛滥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灾难性后果。
环顾世界，重视和推进科学发展仍是当今许多国家思想观念的主流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然而，“科学大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种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转基因之争与反科学思潮
转基因作物问世已有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由于实施了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评价，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仍在迅速扩大；每年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并未发生确有科学证据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
实践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转基因生物育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已充分显现，其广泛应用已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但是，对此科学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却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创新驱动的中国备受非议和攻击。
应当指出，目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都拥赞转基因技术发展。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很多人也声明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仍见少数人罔顾事实，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外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曾作为西方反科学思潮根基的“技术恐怖论”、“阴谋论”、“利益驱动论”等至今仍四处翻版，谬种流传。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生物科学一无所知却以反对转基因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转基因的各种离奇荒诞的谣言，竭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唯恐社会不乱。因此，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所见种种乱象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
今日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愈发激烈。在生物技术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
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历过科学的启蒙和科学革命的洗礼。在转基因问题上反科学思潮所以能在当今中国得逞一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未及时跟上，公众对现代科技缺乏了解。因此，加强科学传播，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推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环保学家、科学哲学家、经济社会学家应该积极交流，深入探讨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科学技术永不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科学报》 (2013-08-26 第7版 观点)
《黄大昉研究员撰文：什么是转基因》
转基因，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指的就是基因的转移。实际上，转基因有广义和特定的两种含义。广义的转基因就是泛指生物间基因转移。自然界中物种间的天然杂交和自然选择、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杂交育种，都发生了基因的重新组合，都经过了转基因。例如，我们现在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吃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并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品种，而是经过千百年的人工选育，就是转移基因所创造的新物种或新品种。从这种意义上讲，转基因与生物进化和遗传改良相随，古已有之，并不新奇。
人们现在常说的转基因却有特定的含义，它专指利用现代基因工程（又称遗传工程）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人工分离和遗传修饰，重新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能够改善生物体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利用上述手段获得的生物就是转基因生物，国际上普遍称作“遗传修饰生物”（Go）。我国现已习用“转基因”一词，其实后一种表述比前者更为贴切，更有针对性。
转基因技术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后便成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引发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技术革命。以农作物为例，转基因育种突破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遗传障碍，能够更有效地改造作物的遗传特性，从而培育出更加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新品种；能够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农业功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要想突破耕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保障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因此，抓住转基因技术发展机遇，推进现代农业科技革命，就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农业科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实现产业化以来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整年发布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48亿公顷（折合22.2亿亩，是我国耕地面积的1.2倍），是1996年应用面积的87倍，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目前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地田间种植或投放市场销售。全世界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米、23%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另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9年，全球因种植转基因作物创造了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增产优质占56%，节约工本占44%）、增加或挽回产量损失2.29亿吨、减少农药用量39.3万吨。发展中国家1440万农户因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增加收益和摆脱贫困。由于效益显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推进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自2009年起，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速度已超过发达国家。
我国转基因研究已有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现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转基因育种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虽然研究开发的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取得了转基因抗虫棉花、抗虫水稻、植酸酶玉米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如我国独立研制的抗虫棉，推广12年来创造了超过330亿元的经济效益，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在国内外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令世人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时起时伏的“安全”的争议中取得的，更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转基因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产品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也将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转基因育种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1-10-17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是力挺发展转基因技术的专家之一，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黄大昉又一次指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第一年开始至今，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已达到10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8倍；199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仅6个，而2010年已达到29个。”黄大昉给出了这样的数据，他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农业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已进入至关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发展势头强劲
黄大昉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公顷，是1996年的87倍，转基因作物推广应用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
另外，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16年间，有29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有53个国家批准了110多个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全球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但已经允许进行试验研究或进口转基因作物原料用于饲料和食品加工。
黄大昉认为，这些数据正是反映了世界各国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重视，同时带动数以万计的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和理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研发最为成功的国家——美国，早在16年前，美国就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和除草剂大豆，现在，这两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分别占玉米、大豆总面积的86%和93%。目前，美国市场上7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美2009~2010年度用于食品加工的转基因玉米为3440万吨，占国内玉米总消耗量1.53亿吨的22.4%。又据美国大豆协会（ASA）统计，2009~2010年度，大豆总产量为9142万吨，国内转基因大豆用量为4803万吨，主要用于加工饲用豆粕和食用油，其中食用油内销量高达776万吨，人均用量高达28公斤。
除工业与饲用外，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也是重要的食品加工原料，用作果糖糖浆、葡萄糖、淀粉、食用酒精、甜点、快餐、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用油等。转基因产品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也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从转基因作物的性状来讲，耐除草剂依然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全球种植面积为89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61%。除此之外，含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6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17%；抗虫抗除草剂32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面积的22%。
黄大昉表示，除了耐除草剂及抗虫等性状外，含有复合功能基因、提高作物抗逆性状、以及改善营养、增进健康、防病抗癌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已成为新的热点。
“美国已批准含抗虫、抗除草剂等8个复合基因玉米的种植；加拿大已准予转cspb基因耐干旱玉米生产应用；w-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色大米’等产品将于今后两年进入亚洲市场。” 黄大昉说。
黄大昉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产品总收益超过1300亿美元，其中70%的份额为跨国公司所占有。孟山都公司2009年研发投资高达10亿美元，产值已超过110亿美元，其中95%来自生物技术产品。
可以说，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始终没有动摇过”
长期以来，欧盟对转基因育种产业一直存在反对意见，然而，据黄大昉介绍，2010年，欧盟生物安全委员会宣布，各国可自主决定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有8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种植抗虫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瑞典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优质淀粉马铃薯，这预示着欧盟对转基因长期保守的政策开始转变。
“我国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过。”黄大昉说。
针对新转基因的管理，1996年，农业部发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开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性评价申报与审批；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2002年，农业部发布与《条例》配套的4个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